教育服务外包引担忧专家:留学机构存在过度参与现象

　　日前，“新富的教育‘外包’：国际学校与留学机构”线上讲座举行。该讲座由高等教育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博士主讲，主要内容基于与香港教育Ewan Wright博士于2019-2020年在深圳进行的一项关于国际学校的田野调查。

　讲座伊始，对“传统国际学校”和“国际化学校”(Chinese Internationalized Schools)加以区分，强调本次讲座的研究对象是主要或全部招收籍学生的“国际化学校”。用“新富”（new rich）一词界定所访学生与家长的家庭背景——这些家庭具有较高的经济资本，但家长的境外教育相关的文化资本低，期望孩子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文化资本，承继社会优势。有的“新富”并非十分富裕，有可能仅达到小康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具备相应的经济资本支付国际学校和留学机构的费用。对“新富”一词的关注也应集中在“新”上，即该群体的财富并非依靠家长的原生家庭背景所得，而是他们乘着改革的春风，通过艰苦创业积累的。

　　“新富”选择国际学校，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期望是将孩子送入高排名的境外。马莹指出，相比主流教育体制内的家长，国际学校“新富”家长的焦虑更多体现在：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本，他们对该如何规划孩子的境外升学无从下手，宛如伫立在迷宫的中心，由此促成其采用“外包”的教育策略。

　　表示，“外包”是指家长通过购买教育服务，将原本“应属”家长的教育角色移交给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或人员，目的是“确保”达成教育期望（security），摆脱教育焦虑。这种“外包”包括：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由学校对孩子进行长远的培养；购买留学机构服务，给孩子提供量身定制的、更细致的、手把手的申请服务，以实现双重“确保”。

　　然而，研究发现，“新富”的教育“外包”策略产生了混合效果。一方面，受访学生全员被境外高校录取，很大程度上的确实现了家庭的教育期望；另一方面，“新富”家长的焦虑仍如影随形——文化资本的匮乏使得他们无从判断与信任学校和机构服务的质量和效用；一些教师与留学从业人员的“不负责任”使得留学准备的体验不尽如人意等。

　　强调，虽然教育服务可以“外包”，但作为家长的责任却难以“外包”，家长仍需要独自承担孩子留学失败的后果，匮乏的文化资本助长了“不信任”所带来的持续焦虑。马莹对“外包”教育策略表达了担忧，首先家庭经济资本在某些教育赛道中或可直接转化为优势教育机会；其次，不少国际学校和留学机构在学生留学准备中存在过度参与现象，实际上是以“代劳”取代了“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