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村自考路的走向

究竟是什么原因束缚了农村自考的发展？农村自考如何才能突破自身局限？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今天，农村自考该往何处去？近日，记者随全国自考办赴重庆市綦江县和渝北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全国自考办相关人员，并对新疆、天津、北京等地情况进行了解，通过相关人士对当前农村自考现状的剖析与探讨，以期为农村自考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症结所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他开放式教育的冲击、专业设置不尽合理、考试题目难度过大、社会助学不够完善、教育系统内部及行业之间协作不够等诸多因素，使农村自考逐渐陷入尴尬的境地。 回忆起几年前自考的红红火火，重庆市綦江县自考办主任李盛全的心里总是感慨万千。每到自考报名，几乎用不着怎么宣传，考生们都会主动报名，前来咨询和报名的学生家长也是络绎不绝。彩旗飞舞、人头攒动，那种热闹而忙碌的场面，简直就像逢上一次大集市。那时候，在很多人看来，参加自考是非常光荣、值得称赞的事。要是有人拿到学历证书，不仅自己感觉像考上了大学，周围的人也是羡慕不已。 “可是，最近几年人们参加自考的热情明显下降了。从2002年报考的10000科次到2003年的8000科次，到今年的5000科次，几乎减少了一半儿。”李盛全认为，自考生源的下降某种程度上与宣传力度、服务工作和奖励措施等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所致。 据全国自考办有关人员介绍，在宏观层面，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向沿海等大城市转移，而最近几年的劳动力转移又往往以农村青年为主。作为农村自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村初中或高中毕业生早早离开家乡，造成本地区自考生源数量的迅速下滑。另一方面，民办高校、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近些年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电视大学、网络大学、远程教育等开放教育迅速发展，其他各类教育机构也纷纷抢占生源市场，考生接受和选择高等教育的条件和机会更加便利，导致自考生源下降。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根据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给予自考毕业生政策上的平等对待，也直接影响了自考生源。例如，在地方公务员招聘、提干等方面，自考考生往往享受不到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待遇，“自考等于白考，还不如考别的”，这就造成其放弃自考而转投其他。 就具体层面来看，专业设置不尽合理、考试题目难度过大、社会助学不够完善等因素也促使农村自考生源数量下降。在专业设置上，尽管自考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文、法律、工业经济等几个专业，发展为如今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但由于自考学科设置主要是参照普通高校的学科体系，目前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相对于农村的实际需要，还有许多不适应、急需改进的地方。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开设自考专业49个，而民族语言专业只有26个，只占自治区已开考专业的27%；全区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有83118人，其中少数民族达到41082人，占考生总数的49.4%，考生数和专业数明显比例失调。无论就新疆经济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而言，还是就广大社会成员强烈的求知欲而言，现有的专业远不能满足需要。 对广大自考考生来说，考题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英语、高等数学两科，俨然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有这样一个例子，重庆市某公司会计郑国萍由于基础知识较差，高数连续考了8次未能过关，最后与读初中的女儿一起学习，并请了家教才勉强过关，获得财会大专文凭。而现实生活中，像郑国萍这种知难而进、坚持到底的考生毕竟太少。有资料显示，多年来，自考课程通过率始终在1/30左右徘徊。全国考委专业委员会和命题专家评估之后，普遍认为目前的自学考试试题难度过大。坚持考试标准是对的，但标准应该科学、合理，并不是越难越好。 此外，教育考试部门与行业部门协作力度不够也是阻碍自考走向农村的因素。由于自考现行的办考模式是省考办主管，各有关行业部门共同参与，因此，自考开展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各部门的配合程度。但现实情况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一些行业部门自身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办考思想和功利色彩，当其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积极性，农村自考工作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考试部门在观念上没有彻底的改变，缺乏主动性和服务意识，以我为主的工作方法无形中挫伤了考生的报考热情。

突出重围：走学历考试与非学历证书并重之路，为乡镇企业或其他企业提供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考试，已成为农村自考谋求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村自考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整个自考的问题。自考要走出当前的困境，首先要从认识自身入手。”全国自考办有关人士指出，其中关系到“如何看待自考”和“自考是什么”的问题。众所周知，开办自考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学历的巨大需求，其次是向高考落榜者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在此背景下，自考被誉为“中国第一考”也就不足为奇。但在当前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依然以满足学历的眼光来看自考，显然不合时宜。因此，自考要发展，必须改变观念，即变传统的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不仅要结合当地实际为“三农”服务，还要为农村的企业服务。 2000年3月，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河坝村潘兵，收到了渝北区自考办和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重庆市举办高教自考涉农大专班的通知。“这个时节没什么农活，闲着也是闲着”，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报了名。等开课的时候，潘兵一下子被种植、养殖及畜禽病治疗及预防等知识深深地吸引住了，下课后也经常和老师、同学交流一下心得。为了保持长期联系，他还要了老师的电子邮箱，时不时地“难为”一下老师。半年下来，这个班的近500名农民全部毕了业。 如今，已养800多头生猪、年收入近20万元的潘兵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东正养殖厂，而且获得了“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2001年度‘重庆市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等称号。由于带动了村民致富，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今年9月他还当选为河坝村党支部书记。 非学历证书的开展使渝北区的养殖大户明显增多，如统景镇玉华村的刘兴东养山羊200多只，去年年收入达5万余元；王家镇的孵化大户村支书何世全学习之后，投入资金5000余元，从安徽买回半自动化孵化设备，年孵化小鸡6万只，纯收入3万余元，成为该镇远近闻名的“何鸡娃”…… 实际上，自考这种学历考试与非学历证书并重的转向非常受农民欢迎。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在全市12个涉农区县启动“红色证书工程”，计划利用3年时间培训18万人。其中，包括高自考本、专科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在内的10万人将获得“红色证书”，首批确定的高自考开考专业涉及畜牧兽医、园林、农村经济管理等10个本、专科专业，从报名情况来看，这种以传授涉农技能为主的培训在农村很有市场。 针对近年来农村人才流失严重，与经济发展极不适应的现状，北京市自考办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突破口，将自考与为远郊区县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专门人才相结合。如大兴区127名党政干部基础课的毕业生中，有近一半在上至县委组织部长，下至乡镇党委书记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房山区农学专业是自考生们热衷的专业，其中一名毕业生研究优良小麦品种，培育出房农95-1号品种，50亩地总产达4万斤，被尊称为“土博士”。而在当地农民看来，“土博士”无疑是带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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