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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马河清)这位1947年北京中文系毕业,1953年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前辈,是我的师辈;但我却习惯称他“老李”,因为他平和、可亲,跟他在一起,没丝毫距离感。我早就打算写他,可就是久未写出,因为他低调,又总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然而,他如此言说,反而激起我去写他的欲望。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位辛勤耕耘了几十年,把青春岁月和壮年时光都献给了这当年鲜为人知,而今令人瞩目之学科的拓荒者,他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弥足珍贵。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其教学理论、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这一切和四十多年前相比,都已相当完备。然而,今天的成就之厦难道不是在老一代铺就的基石上构建的吗!
李教授曾对我说:“我们当年遇到的困难,今天早已不成其为困难了。可那时候不行呀!没有教外国人汉语的经验,没教材,没电教设备,也不大了解外语教学理论,只好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摸索,到前苏联书本中去找,不断总结经验。最艰难的是没教材,只得临时编写,有时讲义油墨未干就进了课堂。在全体老师共同努力下,1958年我们终于出版了第一部对外汉语教学的正规教材——《汉语教科书》。可以说,这部教材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教材建设的奠基石。
  “你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集体主义精神大发扬的年代;谁也不会争什么名利,讲什么待遇,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上课,编写教材,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老师们每天都去给做课外辅导。”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外汉语教学是学科初创阶段,耗费了老一代北语人不少的心血,教好课是他们最大的快乐。学习困难的留学生被老师们教学、辅导的认真和耐心所感动,常常称谢不已。
  我阅读并参考过我校编研部编写的《基础汉语课本》(外文出版社,1980年),据我所知,此书一问世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内外业界都视之为经典性的汉语教材。如今,其编教理念、体例仍有借鉴价值。因此,我恳请曾身为编研部主任、组织策划并亲自参与编写这部教材的李培元教授对其作一评价。
  他淡淡地告诉我:“‘文革’结束后,教材断档,《基础汉语课本》的出版恰逢其时,并且有英、法、西语等译注,在国内外发行,所以有一定的影响。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组的同志都积极认真地工作,大家都尽了力。不过,时代在前进,我们的教学在发展;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足迹罢了。”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创业者之一,且曾多年担任教学编辑研究领导工作,李培元教授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为社会、为学校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史上,他该刻下了多少精神的智慧的印记啊!对此,我不想再询问什么,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平和、低调、不张扬、不居功。
  不过,我却想向他讨教一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问题:“依您多年教学和编教经验,您认为在教材建设上应在哪方面再多下些功夫呢?”
  对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已成竹在胸,立即说道:“基础汉语教材建设很重要,我们应组织力量编写供英语(或别的语种)为母语或媒介语的学生使用的教材,其中要有汉外语言对比;教材针对性强,教学效果会更好。教材的模式不能老是‘以不变应万变’,更不能一劳永逸。可以说,一个学科水平高低的标志,除教学理论研究水平、教师队伍素质状况、课程设置完备程度外,重要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水平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谁家的教材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它就是这一学科的‘基地’……”
  听着李老师的话,我心想: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最初是北语一枝独秀,如今竞争激烈,我们的优势该如何保持、发展呢?他见我沉吟不语,又接着说:“编写这样的教材需要一批复合型的人才。我校一大批出国汉语教学师资,既精通汉语又掌握一门外语,教学经验丰富;虽然退休了,仍可以发挥余热。另外,中青年教师中也不乏有相当水平的汉外复合型人才。遗憾的是我已经老了,做不了什么了!”
  李老也许是说得兴奋了,脸上泛起了红晕,对事业的深情与年迈的遗憾似乎都闪现在他的眼神中……一位年已老耄的前辈,依然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一往情深,这深深感动了我。我久久默想:他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之路上一块坚固的基石,也是成长着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之树上的一片常青的绿叶。
 
 
儒森汉语拥有8年国际中文授课经验。我们在上海、武汉、长春、无锡、宁波、丽江、伦敦、悉尼设有10个教学基地,我们曾多次被国外媒体“That's Shanghai、Cityweek”评为外国学生在上海最喜欢的中文学校,也非常荣幸是世汉学会会员单位,IPA国际认证协会官方指定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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